旧事重提：畅销作家张恨水

　　 张恨水在自己的书房中

　　 张恨水是两千年来第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变成市场品牌的文人。从《春明外史》开始，经《金粉世家》，再到《啼笑因缘》，“张恨水”三个字终于成为金字招牌，只要署上这个名字，没有不好卖，不畅销的。

　　 张友鸾先生在1981年说:“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，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。字数远远超过千万，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。”(《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》)到1987年，终于有学者以辛勤努力，整理出一份较为详尽的张恨水创作篇目:“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为读者留下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，大多数是中长篇章回小说，总字数约近两千万言，此外还有大量文艺性散文(杂文、小品文、文艺随笔与论文等)和新闻性散文，再加上三千首左右的诗词和个别戏剧、电影剧本，据估算其全部创作在三千万言以上……”这确实仅得谓之“大概”。张恨水创作量之庞大，他自己都不能回忆得确切，单论中长篇小说数量，以同时代过来人秦瘦鸥相当谨慎的估计:“在全国作家中至少可以列入第五名之内。”(《海堂室闲话》)

　　 这么宏富的产出，背后是读者的欢迎与认可，和对市场的巨无霸式占有。我们今天热烈讨论着文学市场化，把它看做全新的课题，殊不知远在七八十年前，中国文学已经分为两个板块:一个是体现知识分子精英价值观的“新文学”，另一个是面向大众特别是普通市民的市场文学。不过一直以来主流文学史著述认为后者不值一提，而把明明两个板块并存的文学格局，叙述成“新文学”的一统天下。

　　 张恨水受欢迎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以《啼笑因缘》为例。

　　 1929年前后，张恨水在北方已经很叫座了，但沪上知之者却不多。这时，上海《新闻报》副刊《快活林》主编严独鹤来北平，听说张恨水名头，就唤人介绍，约他写一个长篇以便连载。起初不甚重视，不意，登出后报纸销量猛增，“上海市民见面，常把《啼笑因缘》中的故事作为谈话题材，预测他的结果；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，对此有兴趣，也订起报来”。广告来源随之大增，而且众客户纷纷要求把广告的位置安排得尽量靠近小说，因为那便意味着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。

　　 最为奇特的是，由于目睹《啼笑因缘》不可思议的市场魔力，严独鹤与《新闻报》另两位编辑，以其近水楼台之便，捷足先登，转为《啼笑因缘》而紧急组建一家出版社“三友书社”，优先取得出版权。

　　 改编电影的版权，也引起激烈争夺。上海最大的电影公司之一明星公司购得摄制权，确定胡蝶、郑小秋为主演。然而大华电影社突然插足，也要开拍《啼笑因缘》。明星公司与之对簿公堂，除两位常年法律顾问，不惜血本再聘当时最有身份的大律师章士钊等7人，总共9名律师轰轰烈烈打这场官司。大华电影社本无道理，社会背景却复杂。最后，黄金荣、杜月笙出面调停，由明星公司给付10万元，大华退出争夺。

　　 至于《啼笑因缘》的出版史，简直可以做一个专门研究。它总共印行了多少，到现在无人知道，因为没法加以完全的统计。历来国内以及南洋各处，都频有盗版翻印。而单是正版这部分，到1949年止便“超过二十版”，“第一版是一万部，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，以后各版有四、五千部的，也有两、三千部的。”而这样的发行量，尚是在当时的教育普及率和读者规模之下，如换成今天，那更会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。

　　 不但如此，除盗版外，也有蹭吃蹭喝、揩油捞利者。《啼笑因缘》蹿红后，一班潦倒文人勾结书商，擅为之续或借壳孵雏。一时间，《续啼笑因缘》、《反啼笑因缘》、《关秀姑宝卷》之类杂然出笼。更有甚者，拿“啼笑因缘”四个字，另编故事，另起炉灶，令欲读《啼笑因缘》的读者大上其当。张恨水原无续写计划，可这种种介乎违法与不违法之间的擦边球行径，逼得他唯有亲撰续篇，以为了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