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朱公传人猗顿是何人

　　贾谊《过秦论上》（原文翻译）中有句云：“陈涉，……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，陶朱、猗顿之富。”所举四人，有三人都是非常熟的，惟独猗顿是何人呢？

　　《孔丛子陈士义》篇，“猗顿，鲁之穷士也，耕则常饥，桑则常寒，闻陶朱公富，往而问术焉，朱公告之，曰子欲速富，当畜五牸，於是乃适西河，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，十年之间，其滋息不可计，赀拟王公，驰名天下，以兴富於猗氏，故曰猗顿。”这里给出了猗顿的一些基本信息。他是鲁国人，与范蠡同时或稍后，为春秋末期人。他原来是个农民，因无法维持日常生活，向陶朱公问计，投身畜牧业，终至大富。

　　但这种说法未得到司马迁的认同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有另外的记载：“猗顿用盬盐起。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，与王者埒富。”在司马迁的材料中猗顿是靠盐业，而非牲畜发家的。不过，距离猗氏的解州就有盐池，是古代有名的盐产地，司马迁此说倒也非虚。

　　猗顿的职业疑云仍在蔓延，《淮南子氾论训》中又给了猗顿一种新职业的可能。“故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，唯欧冶能名其种；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，唯猗顿不失其情；暗主乱于奸臣、小人之疑君子者，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。”

　　萧绎的《金楼子》卷四中也有类似记载，“碧庐似玉，猗顿别之；白骨似牙，离娄别之。”如同欧冶是铸剑的高手一样，猗顿仿佛也是玉制品的著名匠人。但单纯的匠人依靠手艺作到富可敌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，此猗顿也许非彼猗顿。——当然还有一种解释，玉器也可能是猗顿的爱好，并达到精通的程度。毕竟他只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富商，没有涉足政界，有的是时间和闲心。

　　猗顿除了勤劳致富外还有一个美德——孝，见于扬雄《法言·学行》篇，“或曰：‘猗顿之富以为孝，不亦至乎？颜其馁矣。’”

　　不过这条记录很容易引起误会，因为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八引《广州先贤传》也有一条类似的记载：“猗顿至孝，母丧，猗独立坟，历年乃成，居丧逾制，种松柏成行。”

　　按，《水经注》卷六，“涑水又西，迳猗氏县故城北。《春秋·文公七年》，晋败秦于令狐，至于刳首，先蔑奔秦，士会从之。阚骃曰：令狐即猗氏也。刳首在西三十里。县南对泽，即猗顿之故居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一百六十三引《郡国志》曰：“猗氏县，猗顿所居之地。猗顿，鲁穷士也，问术於陶朱公，公教之蓄五牸，遂富。汉因之名县。”猗顿的家乡为今山东的鲁国，主要活动地为猗氏县，即今山西临猗县猗氏镇。这些地方都没有曾被称作“广州”过，他的事迹怎么会出现在《广州先贤传》呢？

　　再查历代对《广州先贤传》的记录，仅在新、旧《唐书》里有。《旧唐书》（卷四六）云七卷，作者陆胤。《书》（卷五八）云作者刘芳，也是七卷。陆胤在《三国志》卷六一有传，（正始九年戊辰，公元二四八年）“吴交趾、九真夷贼攻没城邑，交部骚动。吴主以衡阳督军都尉陆胤为交州刺史、安南校尉。胤入境，喻以恩信，降者五万馀家，州境复清。”《晋书·地理志下》“吴黄武五年（公元二二七年），割南海、苍梧、郁林三郡立广州，交趾、日南、九真、合浦四郡为交州。”陆胤是吴国人，且在广州附近做过地方官，留心地方掌故，写了本地方志完全有可能，但他绝不可能会记录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、山西人的事迹。（更何况这些地方还是属于敌国——曹魏的管辖下）

　　刘芳为北魏徐州人，《魏书》卷五十五有传。他也是生活在南北分裂的时代，作为北方国家的臣民，没有到南方城市的机会。不过北魏治下也有一个广州，治所在鲁阳，即今河南的平顶山市鲁山县。魏高祖征伐宛邓时，刘芳曾以辅国将军从征，也许对此地有一定的了解，留下这部著作。

　　这两本书早已遗失，仅在某些类书中还残留些断章残篇。阅读之后觉得记录的还都是南方地区如苍梧、交趾、增城、南海、番禺等地的人物，即陆胤的《广州先贤传》。刘芳的看来是没有孑遗了。

　　阅读中又发现两条类似的记载。

　　《太平御览》卷921引《广州先贤传》曰：“顿琦，字孝异，苍梧人，至孝。母丧，琦独身立坟，历年乃成。居丧逾制，感物通灵。白鸠栖息庐侧，见人辄去，见琦而留。”

　　《太平御览》卷953引《广州先贤传》曰：“顾琦至孝。母丧，琦独立坟，历年乃就。居丧逾制，种松柏成行。”

　　两条记载应该是同一个人，“顿”字应该是“顾”字的讹误。在后人的传抄中不知怎么回事，又与前秦的那个富翁混淆一起了。

　　另外，古籍中记人时，第一次出现时要写全部的姓名，以后的行文中只写名就可以了，但没有只写姓的。因此《艺文类聚》引用的片段中，第一次出现了猗顿的全名，第二次仅出现了姓氏，完全不符古文的写作习惯，也从侧面证明引用有错误。

　　关于猗顿的其他记录暂时没有了。

　　如同黔娄作了穷人的统称，后世诗文中也将猗顿作了富人的代名词。唐章孝标《上浙东元相》诗，

　　“婺女星边喜气频，越王台上坐诗人。

　　雪晴山水勾留客，风暖旌旗计会春。

　　黎庶已同猗顿富，烟花却为相公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