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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体量巨大
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，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种文化的能量。
照理，小体量也能滋生出优秀文化的雏形，但当这种雏形发育长大、伸腿展臂，小体量就会成为束缚。
中国文化的体量足够庞大。与它同时存世的其他古文化，体量就小得多了。
即便把美索不达米亚文化、埃及文化、印度文化、希腊文化发祥地的面积加在一起，也远远比不上中国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。
如果把长江流域、辽河流域、珠江流域的文化地域都算上，那就比其他古文化地域的面积总和大了几十倍。
不仅如此，中国文化的辽阔地域，从地形、地貌到气候、物产，都有极多差异。
永远山重水复，又永远柳暗花明。
一旦踏入不同的地域，就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。
相比之下，其他古文化的地域，在生态类别上都比中国单调。
中国文化的先祖们对于自己生存的环境体量，颇为重视。
虽然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，他们还不可能独自抵达很多地方，却一直保持着宏观的视野。
两千多年前的地理学著作《禹贡》、《山海经》，已经表达了对于文化体量的认知。
后来的多数中国文化人，不管置身何等狭小的所在，一开口也总是“天下兴亡”“五湖四海”“三山五岳”，可谓气吞万里。
这证明，中国文化从起点上就对自己的空间幅度有充分自觉，这种空间幅度转化成了心理幅度。
在中国文化的巨大体量四周，还拥有一道道“隔离带”。
一边是地球上最密集、最险峻的高峰和高原，一边是难以穿越的沙漠和针叶林，一边是古代航海技术无法战胜的茫茫大海，这就保障了中国文化群体在生态底线上的整体安全，也构成了一种内向的宏伟。
这种内向的宏伟，让各种互补的生态流转、冲撞、翻腾、互融。
这里有了灾荒，那里却是丰年；
一地有了战乱，可以多方迁徙；
十年河东十年河西，沧海桑田未有穷尽。
这种生生不息的运动状态，潜藏着可观的集体能量。
由地域体量转化为集体能量，其间主体当然是人。
在古代，缺少可靠的人口统计，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体中。
现代的研究条件，让我们可以为先辈追补一些人口数字。
先秦时期，人口就有两千多万；
西汉末年，六千万；
唐朝，八千万；
北宋，破亿；
明代万历年间，达到两亿；
清代道光年间，达到四亿…
这中间，经常也会因战乱、灾荒和传染病而人口锐减，但总的来说，中国一直可称为“大山大川中的人山人海”。
正是这庞大的地域体量和人群体量，中国文化有了“长寿”的第一可能。 - 从未远征
地域体量和人群体量所转化成的巨大能量，本来极有可能变为睥睨世界的侵略力量。但是，中国文化没有做这种选择。
这首先与文明的类型有关。
世界上各种文明由于地理、气候等宏观原因大体分成三大类型，即游牧文明、航海文明和农耕文明。
中国虽然也拥有不小的草原和漫长的海岸线，但是核心部位却是由黄河、长江所灌溉的农耕文明，而且是“精耕细作”型的农耕文明。
草原，是农耕文明“篱笆外”的空间，秦始皇还用砖石加固了那道篱笆，那就是万里长城。
而大海，由于缺少像地中海、波罗的海这样的“内海”，在古代航海技术的限制下，中国文化一直与之不亲。
游牧文明和航海文明都非常伟大，却都具有天然的侵略性。
它们的马蹄，常常忘了起点在何处，又不知终点在哪里。
它们的风帆，也许记得解缆于此岸，却不知何方是彼岸。
不管是终点还是彼岸，总在远方，总是未知，也总免不了剑戟血火、占领奴役。
与它们相反，农耕文明要完成从春种到秋收的一系列复杂生产程序，必须聚族而居、固守热土。
这种由文明类型沉淀而成的“厚土意识”，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素质。
“厚土”，当然会为了水源、田亩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权而常常发生战争。
但是，也因为“厚土”，他们都不会长离故地，企图攫取远方异邦。
中国航海家郑和，先于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，到达世界上那么多地方，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占取当地土地的念头，这一例证最雄辩地证明，中国文化没有外侵和远征的基因。
在古代世界，不外侵，不远征，也就避免了别人的毁灭性报复。
纵观当时世界别处，多少辉煌的文明就在互相征战中逐一毁灭，而且各方都害怕对方死灰复燃，因此毁灭得非常残忍，不准留下任何文化记忆。
反过来说，如果哪种文明在远征中战胜了，那也只是军事上的战胜，而军事战胜总是暂时的。
在古代世界史上，很多军事战胜恰恰是文化自杀。文化被绑上了战车，文化的传承者全都成了战士和将军，一批又一批地流血捐躯在异国他乡。
因此，正是中国文化不外侵、不远征的基因，成了它不被毁灭的保证。
当然，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内战，但那些内战打来打去都是为了争夺中国文化的主宰权，而不是为了毁灭中国文化。
因此，不管在内战中谁败谁胜，对文化都不必过于担心。 - 以统为大
一个庞大文化实体的陨落，不会刹那间灰飞烟灭，而总是呈现为逐渐分裂，直至土崩瓦解。
而且，恰恰是大体量，最容易分裂。如果长期分裂，大体量所产生的大能量不仅无法构成合力，还会成为互相毁损的暴力。
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不少分裂时期，但总会有一股强劲的力量把江山拉回统一的版图。中国文化的“长寿”，也与此有关。
照理，统一有统一的理由，分裂有分裂的理由，而且都十分雄辩，很难互相说服。
真正说服我的，是德国学者马克斯•韦伯。
他没有来过中国，却对中国有特别深入的研究。
他说，中国文化的生态基础是黄河和长江，但是，这两条大河都流经很多省份，任何一个省份如果要凭借着黄河、长江来坑害上游的省份或下游的省份，都轻而易举。
因此，仅仅为了治河、管河，所有的省份都必须统一在同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。
他不懂中文，但是来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告诉他，在中文中，统治的“治”和治水的“治”，是同一个字。
这样，他也就为政治生态学找到了地理生态学上的理由。
这样的文化阐释，论证了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农耕腹地，不应该长时间分裂和敌对。
其实，早在《尚书》、《公羊传》、孟子、墨子、申不害那里，就一再出现过“一匡天下”、“大一统”的观念，而从秦始皇、韩非子、李斯这些政治家开始，已经订立种种规范，把统一当作一种无法改变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。
必须指出，秦王朝统治者的“一匡天下”、“大一统”，完全是为了建立独家独姓的极权帝制，其间的种种残暴、蛮横令人发指，不应该获得太多颂扬。
事实上，他们也早早地断送了自己的生涯。
但是，他们留下的有关“大一统”的文化遗产，哺育了此后一个个追求统一的王朝。
在他们身后的两千年间，出现了大批着力于统一或分裂的人。
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强踞一方而自立为王的分裂主义者，反过来，又可以看到不少以统一为名试图推行独裁专制的政治人物，因此，我们不能简单以统一还是分裂来断其善恶。
但是，如果以概率论统计，两相比较，往往是那些着力于统一的人更有远见。
他们中的杰出人士，因大器而握大脉、控大局，是统裂之间的“大者”。
由于他们，中国一次次由分裂走向统一；
也由于他们，多数中国人在文化上养成了作为大国国民的心理适应。
正是这种心理适应，指引着历史的步履，使中国和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分崩离析。 - 避开极端
避开极端，其实就是中庸之道。
如果对中庸做最简单的解释，中，是指中间值；
庸，是指寻常态。
正是这两方面，构成了普遍意义上的延续态势。
中庸与时间有奇特姻缘。无数事实证明，有了中庸，就能拥有更多时间；反之，放弃中庸，则会让时间中断。
中国的历史那么长，遭遇的灾祸那么多，在很多时候似乎走不过去了，就像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终于倒地不起一样。
但是，中国却一次次走通了，越过了灾祸，越过了灭亡，踉踉跄跄地存活了下来。
细察每一个生死关口就能发现，正是中庸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中庸为何能避祸、避亡？原因是，它避开了在关键时刻最容易出现的各种极端主义。
极端主义极有魅力，口号响亮爽利，令人感动，极端主义者就像站在悬崖峭壁边上的好汉，浑身散发着英雄的光辉。
因此，他们总是拥有大量的追随者、崇拜者、死忠者，劝也劝不回。但是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，口号不是路标，好汉不是向导，悬崖不是大道。接下来的路，该怎么走呢？
极端主义者不仅割断时间，而且也割断空间。他们迟早连追随者的劝告、建言、修正也无法容忍，把这些伙伴当作叛逆者一一驱逐，孤苦伶仃地坚守着越来越局促的“原教旨主义”。
于是，空间的局促又加剧了时间的短促，覆灭不可避免。
中庸与他们一比，总是那么平淡、那么家常、那么低调，引不来任何喝彩和欢呼。中庸只在轻脚慢步地四处探问，轻声慢语地商量劝说。
但是，过不久，一条小路找到了，一种谅解达成了，一番口舌删掉了，一场恶斗让过了。
看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只不过大家都可以活下去了，而且是平顺地活下去了。
中国文化在整体上拒绝极端主义，信奉中庸。
古代经典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教导，深契大地人心，结果，即便是那些很容易陷入极端主义的外来宗教，一与中国文化接触便减去了杀伐之气，增添了圆融风范。
为什么在各大文明间，只有中国能够全方位地实践中庸？
说到底，这还是与农耕文明相关。
农耕文明靠天吃饭，服从四季循环，深知世上难有真正的极端。
冬天冷到极端，春色渐开，夏天热到极端，秋风又起。
这种“天人合一”的广泛体验经由《周易》提升，儒家总结，成为文化共识。
世界上，其他宗教和哲学，也都有过“中道”的理论，但只有中国，让中庸在世俗生活中长久普及，成了一种谁都无法忽略的实践形态。
正是这种实践形态，避免了中国文化在悬崖边坠落。 - 科举制度
各种“长寿”原因，在实际执行中，还应该落实在一个具体项目的操作上。
这个具体项目，自己也要颇为“长寿”，有时间陪着中国文化走过千年长途。
这个项目，就是科举制度。正是科举制度，使中国文化拉出了一条通向“长寿”的特殊缆索。原因何在？
第一，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的溃灭，首先溃灭于社会乱局。
因此，必须选取足够的社会管理人才。
科举制度的使命，正是以文化考试的方式选拔各级社会管理人才，保全了文化的土壤。
第二，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也曾建立过良好的管理系统，但是如果地域较大，各地的管理者容易自立格局、自选下属，时间一长，便会与周边产生裂隙。
而科举制度全国统一，以统一的标准、统一的机构完成统一的选拔，这从文化上堵塞了分裂的可能，反过来又保护了文化。
第三，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由于没有建立代代延续的选拔机制，几代之后就会难以为继。
科举制度保证每隔三年提供大量管理人才，源源不断。
这是中国文化保持有序延续、有效延续的重要原因。
第四，源源不断的管理人才的产生，必须依靠丰沛的应试资源。
科举制度对此创造了一个千年实践：
在中国，不分地域、不分门庭、不分职业、不分贫富，只要是男性，都有资格参加选拔。
在唐代，连外国人也能应试。
这种全民动员，不仅使得备考的生源十分充沛，而且极大地强化了文化在全社会的整体生命力和号召力。
第五，社会上最容易产生焦躁动荡的群体，就是青年男子。
科举制度让全国这一群体的很大部分，都成了极为用功的备考人员、应试人员，而且很多人屡败屡考，终生应试。
这就让社会提高了安全系数，而且安全在文化气氛中。
第六，如此规模的考试，所出试题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整个国家的文化选择。
科举考试越到后来越明确，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范围。
这一来，全国千万青年男子，为了做官日夜诵读儒家经典，诵读到滚瓜烂熟，一年又一年，一代又一代。
他们的初衷，只为个人前途，但结果是，那些儒家经典受到无数年轻生命的接力负载。
这可谓，经典滋养生命，生命滋养经典。
后一种滋养，更是让经典永显青春血色，举世无双。
第七，这么多由诵读经典而终于为官的书生，有没有能力参加社会管理？
正巧，他们为了应试而天天诵读的，不是旷世玄学，不是古奥经文，不是隐士秘籍，而是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大道理。
拿着这些大道理去做县令、太守，大致属于“专业对口”。于是，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相得益彰。
第八，科举考试并不看重天才勃发、奇思妙想，而总是安排刻板的格式，后来甚至限定了“八股”模式。
这会让李白这样的稀世天才难以进入。
但是，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只是选拔官员，而不是培养诗人，因此这样的安排并无大错。官员将来要做什么？
在多数情况下，也就是在刻板的格式中规矩行事，有所创新也不失前后左右的基本关系。
那么，科举考试就是对行政模式的预示。
李白不适合从事管理职务，因此不能以他的缺席来非难科举。
科举如果随兴而不刻板，那就长不了，结果也就无法辅佐中国文化走长路。
第九，科举考试总体上公平严格，却也会有一些作弊的所谓“科场案”。
由于这种案件直击吏治命脉，每次都采取酷刑严罚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
民众由此明白：做官以文化入场，对此绝不能作弊。
这种共识极大地提升了文化对于官场伦理的奠基性价值，这在世界其他文化系统中看不到。
仅此九项，已经足以说明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“长寿”所起到的作用。
确实，我们环视全世界，没有发现还有哪一种体制，能像科举制度那样发挥如此全面、有效、长续的文化守护功能。
由于近两百年的世界局势，中国文化的生命优势几乎全部被掩盖了，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势。
这种负面处境又激发了一些人的另类偏激，极言中国文化的至高无上，甚至把其中大量腐朽、专制、低智的糟粕也名为“国粹”涂脂抹粉，结果更是极大地玷污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象。
值得高兴的是，对中国文化完全熟视无睹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。
即便在遥远的地方，兴趣的目光也开始向中国文化移动。
世界上唯一长寿的超大文化，理应不卑不亢地等待别人的提问，再从容不迫地做一些解答。
一代代解答，一代代倾听，一代代改进。
过后，又要有新的解答、新的倾听、新的改进。
再过几十年，由于我们和后生们的努力，中国文化一定会以一个更健康、更平静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，并受人喜爱。
摘编自《给青少年的中国文化课》，磨铁图书2020年7月出版，原标题为《中国文化长寿的原因》，原文有删减，不代表汉周读书观点。
一直以来，大家都很热衷于讨论：中国文化为什么能成为人类古文化中唯一的幸存者。
这个问题，前辈学者不太注意，因为他们常常处于国力凋敝、任人宰割的时代，很难正视中国文化的强劲生命力，而且他们也没有到全球各地进行对比性考察的条件。
到了我们这一代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今天，小编分享余秋雨的一篇文章，他花费几十年时间，走遍全球重大的古文化遗址，寻找到了自己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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