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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史爱好者们虐心的一幕:
在大明朝的最后几年“国库空空”的年月里,心急如焚的崇祯皇帝放下身段,多次向王公贵戚大臣们“求捐助”,结果却是应者寥寥;
他的老丈人周奎捐了1万两,太监王之心捐了1万两,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,其他人都是“几百两几十两”,塞牙缝都不够。
当时的崇祯帝,一万个想不明白:
“及至贼来时,都成了他们所有。怎么这样愚蠢?”
你们现在不捐钱,等着李自成打来,岂不全都白送李自成了?
是这帮“国家栋梁”们真没钱吗?当然不是。
待到崇祯皇帝上吊,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,农民军们一顿追赃,从北京城里“追”出了七千万两白银。
这其中绝大多数,都是出自京城的高官贵族家,比如:
给崇祯哭穷的老丈人周奎,就被抄出了五十三万两白银;
崇祯信任的大太监王之心,被抄出了十五万两白银;
标榜清廉的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,也被抄了上万两白银。
哪怕当时崇祯能拿到十分之一,这大明王朝,至少不会亡在1644年。
如此雷人一幕,也把后世多少读者看得咬牙切齿,还有人连呼崇祯帝想不开:
贵为天子,你干嘛可怜巴巴求这群蛀虫“捐助”?直接全抄家了不就完了?
那崇祯就真没想过“抄家”吗?
当然不是。 -
崇祯七年,武生员李璡就进言说:现在各地的豪绅们,从北京到地方,只要有头有脸的,大多家产千百万,只要让他们“以私产输官助饷”,咱大明朝还愁没钱救国?
结果话刚一出口,就被群臣骂了个狗血淋头。
大学士钱士升甚至要把李璡下狱,一番吵闹后,这事儿就不了了之。
后来哪怕国家到了奄奄一息的边缘,崇祯也没再动过“硬来”的念头。
是硬来这事儿不靠谱吗?也不是。
之前名将孙传庭经略陕西时,顶着巨大压力,对“背景深厚”的陕西士绅们执行强硬的“清屯充饷”政策,先放话“断无调停人情”,然后以恩威并施的手段,没花崇祯一分钱,没给老百姓加一两银子的税,就靠着这些“有钱人”乖乖买单,就筹足了练兵作战的费用,一度把李自成揍到绝路上。 -
既然动过这念头,又有现成的“作业”可抄,为何崇祯帝最后还是选择“窝窝囊囊死”呢?
具体说来,有两个原因。
第一个原因:那些“最有钱救国”的人,恰恰是崇祯帝自己的“利益共同体”。
说起崇祯帝活活穷死这事儿,后人常骂明朝文官们“有钱不救国”“不要脸”,单要看魏藻德陈演们的遭遇,似乎这话也不冤枉。
可是《后鉴录》的一份账单,却还原了明末时一群更不要脸的人:
“进拷索银七千万两,侯家什三,阉人什四,宫眷什二,估商什一。”
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,李自成一帮人从北京“追”来的七千万两白银,公侯贵族家占了十分之三,太监占了十分之四。
七千万两银子里的大头,都来自这两帮人。
而恰恰是这两个大头——公侯与太监,恰恰是崇祯皇帝关系最密切的利益共同体。
先说侯家。
这帮人要么是功臣之后,世袭爵禄;要么是实在亲戚。
这帮人政治上没权,经济上权力却极大,常年在北京周围经营着大片庄田,年年日进斗金。
晚明风雨飘摇的年月里,他们还大肆插手茶叶、盐业等暴利行业,管他国家十万火急,吃干抹净再说。
崇祯老丈人周奎被抄出的五十三万两家产,就是这么来的。
而且这帮人普遍的特点,就是表面装穷,闷声搂钱。
比如周奎。
当年崇祯帝要他捐钱,他一个劲哭穷,连呼“老臣安得多金”,赌咒发誓说自己家吃的全是发霉的米。
更可笑的是武清侯李国瑞,这个要钱不要命的侯爷,被崇祯求捐助求得急了,竟然一命呜呼。
他这么一死,其“侯爷纷纷哭穷,事情也就不了了之。
但对这帮人硬来,崇祯却是下不了手,这里面有他的实在亲戚,也有大明皇室的实在亲戚。
动一个都是大折腾,所以他的选择,就是拉下脸去求。
而对另一帮人阉人,崇祯就更下不去手了。
如果说对侯爷下不去手,牵涉到关系问题,那么对阉人,那就是崇祯自打脸的问题。
别看崇祯灭了大太监魏忠贤,可他对阉人的倚重也没变。
在位十七年,崇祯对太监们实行大规模扩招,前后增加了一万多人,简直是一支太监兵团。
在崇祯看来,文官既然不可靠,有这么一群可靠奴才,大明江山该稳了吧。
可崇祯万万没想到,比起不靠谱的文官来,这群太监却更简单粗暴。
首先为了养这群太监,明朝每月就要增加七万石禄米和五万石靴料银,本可以练兵的钱,就这么花在奴才身上。
他最信任的高起潜、王坤、刘文忠、刘允中、杜勋等太监,都派出去做监军,可这群人除了瞎指挥,就是逮着机会搂钱。
比如太监燕思印在晋南监军,到了就狮子大开口要钱,交不起钱的知县,竟然被逼到自杀…
后来那占七千万两十分之四的巨额财富,基本都是太监们这么捞来的。
这群要钱不要脸的太监,几乎都是崇祯亲手选拔的,虽然大多数人后来卖起崇祯来没商量,可在崇祯面前,他们都是一副乖乖状。
满心用着他们办事的崇祯,又怎么会想到要给他们硬来?
最后李自成兵临北京,崇祯最后的救命大招,就是拿出宫里最后的一点钱,鼓励太监们去杀敌,没想到这群太监拿了钱,接着就跑了个精光…
临上吊,还被太监们坑一把。 -
所以综合说来,明末时北京城里最有钱,最能给崇祯“补血”的群体,却基本和崇祯帝打断骨头连着筋。
想让崇祯找他们要钱?那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勇气。
但即使这样,这事儿也不是不能干。
不到一个多世纪后的四爷雍正,办这事儿就办的轻车熟路,从勋贵到“亲弟弟”到地方官,说抄就抄不含糊,民间打牌都流行起“雍正抄家糊”。
但不管怎么说,大清毕竟抄重生了。
可这事儿,雍正能办,崇祯却办不到。
这就是第二个原因:崇祯的能力达不到。
虽然后世很多人,都认为崇祯很冤,赶上了烂摊。
但不冤枉的是,崇祯的个人能力确实有极大的问题。
就抄家这个大事来说,成败与否就是用对人,找准突破口。
可放崇祯身上,他看人的眼光就是歪,在位十七年,信用过的重臣,基本都是杨嗣昌、魏藻德、陈演这样的坑货。
信任了一辈子,卖他却没商量。
反而是卢象升、孙传庭等受尽崇祯猜忌的能臣,却一个个为大明尽忠而死。
看人的眼光尚如此,他又能找准什么突破口? -
至于崇祯的智慧问题,这里可以举一个小事:
崇祯宠爱的田妃擅长弹琴,崇祯一开始很喜欢,后来却起了疑。
有天突然问田妃哪里学的琴,田妃答跟母亲学的。
崇祯还不放心,让田妃母亲进宫弹了一曲,这才龙颜大悦。
因为从田妃弹琴,崇祯就展开联想,怀疑田妃是从青楼来的,所谓让田妃母亲弹琴,就是在查案。
弹一首琴,都能让他生出这个联想。
他的精细和猜忌,真就不一般。
可这样的智慧,用来写悬疑小说可以,但用来治国却是大错。
所以在位十七年,崇祯帝几乎每天都在猜忌中度过,多少次扭转乾坤的好牌,就是因为他的猜忌打稀烂。
这样的猜忌心肠,去做抄家这样的大事,恐怕也是越做越糟。
而比这眼光差更严重的,就是崇祯皇帝不负责的精神。
比如与清王朝的“议和”。
明知需要休养生息的机会,可崇祯却不敢担这个责,非要让大臣们打头阵,最后陈新甲都被冤死了,他也照样没认这个账。
又比如迁都。
明明有南迁的机会,即使李自成迫近北京时,天津巡抚都准备好了两百艘船和五千兵马,崇祯只要想走,说走就能走。
可崇祯却一直犹豫,等大臣来提议,说到底,他不肯担南迁这么大的责任。
这些责任他都不敢担,不是小事的抄家,他又能担什么责,有什么“壮士断腕”的决心?
以这个意义上说,崇祯接了烂摊不假,但真正葬送他十七年努力的,就是他个人狭隘的眼光与缺失的担当精神。
没有担当的晚明王朝,也自然在明末农民战争的烈火里,滑向灭亡的深渊。
一个皇帝既然能提拔满朝的亡国之臣,那他就是个标准的亡国之君。
参考资料:苗棣《崇祯亡国史》、顾城《明末农民战争史》、杜车别《明冤》、吴曙明《明朝灭亡前,皇亲国戚一毛不拔》、樊树志《重写晚明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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